青山读史之三:湖南人不能忘记的一个军人
发布时间:2020/10/15  浏览次数:288 次  来源:陕西省竞技宝兑换码精神研究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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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49年至1970年,曾经有一个职业军人,在湖南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很多年轻朋友已经不知道这个人了。他叫黎原,原名关俊彦,河南息县人,1917年出生,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,2008年12月逝世。

 

《黎原回忆录》封面


和大多数解放军将领不同,黎原是黄埔军校(1928年迁至南京,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)出身,参加过淞沪抗战。1938年4月投奔延安,在战火中不断成长。1949年南下进入湘西时,黎原是第四野战军47军140师418团团长,时年32岁。 

湘西剿匪

1949年9月,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第47军“经营湘西”。此后,湘西剿匪任务主要由47军承担。黎原的级别不高,但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湘西剿匪,且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年的“湘西”包括现在的湘西、怀化、张家界等市州。湘西匪患有上百年的历史,在解放军到来之前,湘西土匪多达10万。现在的人很难想象,虽然新中国已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,但湘西南的靖州、绥宁县城直到1950年10月才获得解放,通道县和平解放则到了12月。此前,即使是已经解放了的一些县,解放军也只是占领了县城和水陆交通要道,一些边远乡村依然被土匪盘踞。湘西剿匪可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1949年9月至10月上旬,四野与二野主力过境湘西,如风卷残云,消灭了国民党122军等正规军队,土匪少部分投诚,大部分四散躲藏。第二阶段,是10月中下旬至12月,路过湘西的四野主力进入广西,47军主力也随二野主力入川作战,整个湘西地区20多个县仅留下140师,其中黎原率领的418团担负了沅陵、永顺两个地区10多个县的剿匪和建政工作。因为我军兵力单薄,土匪气焰嚣张,黎原与张平等匪首进行了艰苦的较量。

 

 

电影《湘西剿匪记》剧照与广告

(网络图片)



第三阶段始于1949年年底,47军主力回师湘西,开展大规模剿匪。此时,黎原已升任140师参谋长。因师长是老红军,年龄较大,身体欠佳,又没配副师长,黎原实际主持日常军事工作。在他指挥下,140师先后解放了靖州、绥宁、通道3座县城。1950年9月,在芷江、麻阳、铜仁三县交界的大树坳,黎原参与指挥了湘西剿匪中唯一的一场山地攻坚战,创造了一次性聚歼股匪最多(400余名惯匪)的战绩,受到中南军区首长的通报表扬。到1950年年底,为害百年的湘西匪患被基本肃清。1951年2月,47军接到赴朝作战的命令。值得一提的是,47军补充了很多湘西新兵,单是140师(黎原已代师长)就增编了一个补训团,增补4000多名新兵。这些新兵大多有被裹挟为匪的经历,作战勇猛,在朝鲜战场上立下了非凡的战功。 

湖南主政

参加抗美援朝后,黎原于1955年7月回到衡阳,担任4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;1960年7月,升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。黎原再次回到湖南时,已是1965年5月,他调任47军军长;两年后,又成为湖南省一号负责人。说来话长,简述如下:文革爆发后,湖南出现了很多造反组织。到1966年底,“湘江风雷”(全称为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”)和“高司”(全称为“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”)成为全省最大的两个造反组织。1967年上海“一月风暴”后,各省党政机关几近瘫痪,解放军承担起“三支两军”(支左、支工、支农、军管、军训)的任务。在湖南,省军区负责“三支两军”。当时,多数支左部队选择支持党团员多、出身好的多、劳模多、守纪律、拥护军队的一派。按照这个思路,湖南省军区于1月20日表态支持“高司”,反对“湘江风雷”。2月4日,针对湖南省军区上报的材料,根据刚刚颁布的《中央军委八条命令》精神,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做出批示:湖南军区对“湘江风雷”和“红旗军”(注:主要由复转军人组成的一个造反组织)的反动头目,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,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。此后,江青、康生等也圈阅同意。这就是著名的“2·4批示”。据此批示,省军区严厉镇压了“湘江风雷”,同时支持“高司”等12个造反组织成立了“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”(简称“红联”)。但事与愿违,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,要求为“湘江风雷”翻案的越来越多。4月,“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会”(简称“工联”)成立,该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主体,人多势众,支持为“湘江风雷”平反。在多重压力下,6月初,省军区宣布“湘江风雷”不是反动组织。6月4日,“湘江风雷”重新树旗。6月6日,为了夺取“高司”在长沙市河东地区最后一个阵地——设在中苏友好馆(今五一路长沙市口腔医院)的“高司”广播站,“工联”、“湘江风雷”与“高司”发生大规模武斗,打死10人,伤200余人。这是文革中湖南第一起严重武斗事件,震动全省。

 

 

中苏友好馆旧址(今五一路长沙市口腔医院)



 
鉴于省军区已陷入被动,7月28日凌晨,中央领导第三次接见湖南各方代表时,周恩来宣布:为“湘江风雷”恢复名誉,改组湖南省军区,湖南省的文革运动改由47军领导。8月1日,47军军部移驻长沙。8月10日,《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》宣布:为“湘江风雷”彻底平反,着手成立以黎原、华国锋(原省委书记处书记)、章伯森(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、副省长)等同志为首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(简称“省革筹”)。从此,黎原主政湖南,直至1970年3月。主政湖南期间,黎原做了几件大事。


 三湘治乱       

历史学家把1967年7-9月称为“失控的三个月”,湖南也不例外。当时,派性错综复杂,矛盾此起彼伏,形势云诡波谲。7-9月,在湘潭易家湾、长沙坪塘、长沙湘绣大楼、常德临澧县城等地,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。其中,易家湾武斗前后持续40天,动用了坦克、大炮等重武器,坪塘武斗致死数十人。要恢复秩序,当务之急是制止武斗。8月25日,47军某部进入常德市区,协助常德军分区支左。部队官兵冒着枪林弹雨,往返于各派“据点”制止武斗。9月5日,省革筹小组正式成立。9月14日,47军官兵从三个方向进入湘潭市区,控制高层建筑、交通要道和重点单位,派飞机撒传单。17日,省革筹和47军又联合发布《关于湘潭问题的通告》,组建湘潭地区临时领导小组,领导文革和工农业生产。9月17日,毛泽东来到长沙,对湖南前一阶段的工作表示满意,并要求各派革命群众“大联合”。此后,一些造反组织陆续开始解散。9月22日,47军专门研究收枪问题。当时,长沙市流失到社会的枪支多达2万余支,仅有5000多支收回。根据中央《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、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》(即“九五命令”),47军加大了收枪力度。9月23日,军方对长沙市公检法实施军管。当时,大学生和知青是参与造反的重要群体。根据中央要求,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于9月返回学校等待分配,其他大学生也于10月返回学校“复课闹革命”。

 

 

文革现场(网络图片)


9月,省革筹和47军发布联合通告,要求知青返回农村。10月,中央下令撤销知青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联络站,禁止城镇群众组织吸收下乡人员参加。面对这一系列组合拳,知青在城镇无处安身,全部返回农村。从10月20日开始,省、地、县开办大规模的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,全省参加学习班的各级干部群众多达数百万。1968年1月,省革筹强令解散思想激进的“省无联”,抓捕了杨曦光(后改名为杨小凯,著名经济学家)等骨干人员,搬走了大联合最大的“绊脚石”。2月,军管会再次大规模收缴武器。截至3月15日,长沙市共收缴各种枪支968支、子弹24万发、手榴弹1730枚。2月21日,长沙市“工联”、“湘江风雷”等12个群众组织宣布撤销总部,所属成员回原单位参加大联合。1-2月,株洲、郴州、益阳、长沙等地市革委会率先成立。4月8日,湖南省革委会成立,黎原任主任,龙书金(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,省军区司令员)任第一副主任,华国锋、杨大易(省军区副司令员)、章伯森、刘顺文(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)、胡勇(长沙汽车电器厂青年工人,“工联”负责人)、叶卫东(长沙市一中青年教师,“湘江风雷”负责人)任副主任。至此,全省社会秩序基本得到了恢复。 

道县止杀       

道县位于湘南,隶属于零陵地区(今永州市)。文革中,这里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滥杀事件。1967年8月,一些谣言在道县农村盛传:“四类分子”要报复杀害中共党员,要把土改时分配给贫下中农的房屋田土要回去。谣言称:“‘四类分子’要造反,先杀党,后杀干,贫下中农一扫光,中农杀一半,地富作骨干。”由于法制严重缺失、派性斗争严重、一些人错把杀害“四类分子”当作革命行动、很多干部不作为等多重原因,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对“四类分子”及其家属大开杀戒。据统计,从8月13日至10月17日,道县共死亡4519人,其中被杀死4193人,被逼自杀326人。此外,道县滥杀现象也辐射影响到周边地县。8月21日,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和6952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事件时,没有明确制止杀人。随后,他们将调查情况报告47军。8月26日,47军以电报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调查报告时,指出“四类分子”不能滥杀,不能把“四类分子”子女视为“四类分子”。但由于语气不够坚决,留有曲解的空间,杀人现象仍未得到制止。8月29日,47军140师炮520团进驻道县,采取措施制止杀人。8月30日,两派在县城发生武斗,开枪打死4人,520团3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。部队抓住这一事件,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,收缴民间武器,同时向农村加派部队,制止乱杀人现象。9月12日,“省革筹”小组发急电指出,一些农村擅自成立的“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”为非法,予以取缔。9月中旬,道县滥杀现象基本得到制止,邻县杀人事件到10月底也陆续结束。 

“一抓三促”

1969年6月28日,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,强调指出:要抓革命,促生产,促工作,促战备。抓革命,是指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;“三促”则涵盖了当时最重要的其他工作。在省革委会领导下,湖南各项工作都有了一些起色。限于篇幅,这里介绍《黎原回忆录》披露的两件轶事:第一件事影响深远。1970年1月,铁道部工程设计人员经过一年多勘察设计,提出枝柳铁路湖南段两个线路方案征求意见:方案一是经过常德、沅陵去柳州,方案二是经过石门、大庸、吉首去柳州。铁道部倾向于方案一,因为沿途地理条件好,工程量小,可节省资金。考虑到湘西交通落后等因素,黎原、华国锋极力主张采取方案二。铁道部从节约资金考虑,仍决定按方案一上马。接到通知后,黎原、华国锋坚持采用方案二。经过反复协商争取,铁道部最终采纳了湖南的意见。

 

1978年12月26日庆祝枝柳铁路通车

(网络图片)


第二件事则让黎原付出了代价。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后,生产形势日趋好转,实现了煤炭基本自给。1970年初,广东省革委会主任(也是广州军区主官之一)打电话给黎原,要求将湖南靠近广东的几个煤矿划归广东。黎原把问题交给正在湖南煤炭系统支左的47军后勤处长武学秀,让他跟有关方面研究一下,结果都不赞成;交给省革委会常委研究,也不同意。无奈,黎原向周恩来做了汇报,周恩来同意按照湖南省革委会的意见办理。因为类似的一些事,广州军区领导公开指责黎原组织纪律观念不强、跟上级(广州军区)闹独立,并擅自成立专案组调查黎原的历史。对47军的许多干部,也给予了不公正的对待。 

亲疏有度

在对待干部问题上,黎原以周恩来为榜样,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周恩来的指示,尽力保护各级干部。1967年6-7月,湖南省原副省长孙国治等人卷入派性,被一派群众胁迫参加武斗后,逃至浏阳一带。为了缓和派性矛盾,黎原写信劝说孙回长沙,又派47军副军长郑波去做工作,并商定好保护方案。孙消除顾虑,返回长沙,被秘密安置在东郊的省电力学校。消息走漏后,黎原又把孙送到北京保护起来。后来,孙作为干部代表参加了省革委会“三结合”领导班子,文革后出任湖南省省长。有些群众组织多次提出要批判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,江青也提出要批判。但黎原和47军一直顶着,因为他们对文革把大多数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的做法不理解,所以在行动上不积极,不配合。为此,江青曾当面指责黎原是“老保”。更典型的例子是如何对待叶剑英。1969年10月,林彪发布“一号命令”后,叶剑英等人下放湖南。周恩来给黎原打了电话:叶帅到湖南去,搞点调查研究,可以安排他到几个厂子去看看。叶帅年纪大了,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的生活,一定要保证他的身体健康。黎原认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,先后把叶帅安排在省委九所4号楼和蓉园宾馆1号楼,并派出6人团队专门为叶帅服务,还多次去看望叶帅,叶帅深受感动。
 
  但当时多数人对叶帅非常冷淡,特别是广州军区派来接替黎原工作的卜XX。1970年3月,卜XX到湖南第二天,就在第一次主持召开的省革委会核心小组会议(黎原未参会)上,指责黎原对“老机”、“老右”(指叶帅)太亲,为什么住那么好的房子?派那么多人去照顾?那么多伙食费哪里报销?卜XX当场下令第二天就把叶帅从长沙赶到湘潭,把为叶帅配备的警卫、公务、医务人员都撤了。到湘潭后,72岁的叶帅住在空调不好的招待所里,生活无人过问,有病也没人管。另一个说法流传很广:让叶帅离开长沙去湘潭,是因为毛泽东要来长沙;叶帅听说后很伤心:“让我离开长沙,主席一定不知道,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。”1981年10月15日,叶剑英在一份材料上批示: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,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,驻长沙。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,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,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。此外,王震在1969年10月下放江西后,几次来湖南。因为王震是47军的老首长(47军的前身是王震指挥的八路军359旅),黎原也给予热情接待。作为四野出身的将领,黎原对待自己的老首长林彪、黄永胜,却谨慎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广州军区某些领导要在湖南衡山为林彪修建豪华的行宫,要把原来的招待所等单位迁走,把景区封闭划出几十公里的禁区,这些费用还要湖南承担。黎原及时报告了周恩来,周恩来没有同意。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、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到湖南为林立果选“妃子”,她们没有找黎原,黎原也不去找她们。1970年3月19日,黄永胜在一个会上批评“47军过去就是不听我们的话”。黎原调离湖南时,卜XX也曾指责47军的主要错误是不宣传林副主席,不紧跟林副主席。 

荣辱如烟

政声人去后,民意闲谈中。我读过不少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,有的吐槽诉苦,有的点名指斥。但迄今为止,我还没有看到过指责黎原的文章。在他主政期间,湖南似乎没有发生过重大冤案。1969年10月,中央军委决定47军移驻陕西,周恩来两次找黎原谈话征求意见:是带部队去西北备战,还是留在湖南主持全省工作?经过两天思考,黎原认为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,而湖南形势日趋稳定,华国锋完全有能力主持全省工作,遂决定率军北上。现在看来,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看不出黎原的思想有多超前,他主政湖南期间也肯定有过错误,但总体说来,他是一个忠厚正派、谨慎稳健的职业军人,特别是在很多人火中取栗、乱中逐权的时候,他能够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,既不趋炎附势,也不落井下石。因为这些原因,黎原受到一些人的排挤。当时,大多数省革委会主任兼任大军区副职,唯独黎原没有兼任;在他后来晋升兰州军区副司令时,仍有少数人从中作梗。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。虽然有种种不顺,但黎原得以安享晚年,70岁之后还三次赴欧美探亲访友。2008年8月18日,91岁的黎原到北京“鸟巢”观看奥运比赛,可能是现场年龄最大的观众。

 

2002年12月,黎原在通道县走访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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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沅陵的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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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回忆录中,黎原把湖南称为“第二故乡”。2002年12月,他应邀回到辰溪县参加湘西剿匪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。在辰溪,他不顾85岁高龄,执意前往椅子山革命烈士陵园悼念战友。原来,1949年11月7日,下属一支队伍在龙泉岩中了土匪埋伏;由于土匪挟持了100多名老乡,为了不伤及群众,只能从最不利的地方突围,2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,后来均葬于这个陵园。作为指挥员,黎原一直感到内疚。也许,他早就深知:在战友的英灵面前,一切荣辱得失都算不了什么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2020年10月7日  

本文主要参考资料:

黎原回忆录》一书,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;

《大动乱的年代》一书,作者王年一,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;

《问史求信集》一书,作者阎长贵、王广宇,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;

《黎原生前自述:难忘湘西剿匪》一文,作者周云珍,载于《新闻天地》月刊2009年第2期;

《叶剑英“流放”湖南前后》一文,作者袁小伦,载于《党史纵览》杂志2010年总260期;

《道县“文革”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》一文,作者谢承年,载于《炎黄春秋》月刊2010年第11期;

《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: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》一文,系2010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作者向前,载于《中国知网》。


责编:崔振昭